《万历十五年》 读书笔记

文官的阴阳

他把人们口头上公认的理想称为“阳”，而把人们不能告人的私欲称为“阴”。调和阴阳是一件复杂的工作，所以他公开表示，他所期望的不外是“不肖者犹知忌惮，而贤者有所依归”

申时行没有忽略文官的双重性格：即虽称公仆，实系主人；有阳则有阴。他必须恰如其分地处理此中矛盾。

在道德的旌旗下，拘谨和雷同被视为高尚的教养，虚伪和欺诈成为官僚生活中不可分离的组成部分，无怪乎李贽要慨乎言之：“其流弊至于今日，阳为道学，阴为富贵！”

离开了权术，这些高级官员也无精明能干之可言，而权术又总是和诚信背道而驰的。

人世间很多残酷的事都用道德的名义去施行，也是中外古今一律。

君子和小人

(海瑞)他虽然被人仰慕，但没有人按照他的榜样办事。他的一生体现了一个有教养的读书人服务于公众而牺牲自我的精神，但这种精神的实际作用却至为微薄。

我们的先儒从来就把人类分成君子和小人，前者具有高尚的道德教养，后者则近似于禽兽。这种单纯的思想，固然可以造成许多个人生活中的悲剧，可是也使我们的传统文化增添了永久的光辉。

道德技术法律

《万历十五年》指出道德非万能，不能代替技术，尤不可代替法律，但是从没有说道德可以全部不要，只是说道德的观点应当远大。凡能先用法律及技术解决的问题，不要先就扯上了一个道德问题。道德是一切意义的根源，不能分割，也不便妥协，如果道德上的争执持久不能解决，双方的距离越来越远，则迟早必导致战争。

一个具有高度行政效率的政府，具备体制上技术上的周密，则不致接二连三地在紧急情况下依赖于道德观念作救命的符箓。说得严重一点，后者已不是一种好现象，而是组织机构违反时代，不能在复杂的社会中推陈出新的结果。

当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，各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，而法律又缺乏创造性，则其社会发展的程度，必然受到限制。即便是宗旨善良，也不能补助技术之不及。

因之我们的政事，注重体制的安定，而不计较对一人一事的绝对公允。牺牲少数人，正是维持大局的办法。

以德治国

管理我们这个庞大帝国的秘诀是不能依靠法律或权力去管制和惩罚，而是劝导人们，青年人要尊敬老年人，女人要服从男人，文盲要追随读书识字的人。在这些方面，官员们的表率作用就极其重要。

在道德的氛围中，社会体系无法冲破独裁主义者的大网。社会强制被作为公正的替代品，总是自上而下地施加压力。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，无论是谁，只要能背诵“四书”的词句，就一定比受自私自利所激发的人更明智……因为政府下大力气执行刑法，没有兴趣支持民法，而乡村领袖都专注于礼仪和社会地位，所以事实上老百姓得不到任何形式的法律服务。他们对自己所享有的权利也从未有过明确的概念。

血缘关系和礼仪制度促进了中国文化的统一。同样，“仁”的学说也是促进中国社会统一的力量。伴随着对血缘关系和礼仪制度的热衷，这一学说日渐成为中国社会过重的负担。几乎紧随着青铜时代而来的是早期帝国的大一统，正由于此，地方习俗和传统实践根本没有机会发展为成熟的民法。“仁”的学说长时期的发展过程必须按照这一事实来加以观察。

在王朝制度下，很难把个人玩忽职守和制度的失败分开。个人应尽最大努力，用自己的才干和自我牺牲来掩盖制度上的弱点。身居显位的文武官僚如应对国家所受的巨大灾难负责，那就很难得到赦免，至于以什么内容指控，是没有多少意义的。

练兵

必胜的信念有赖于能力和技术，而能力和技术又来自平时的刻苦训练。

缺少将才姑且不论，没有充分的军事训练，而这是军队本身无法解决的。